朱熹、苏轼、苏辙、邵雍、司马迁这些大儒的命运给了李贽巨大的鼓励。“晦庵婺源人,而终身延平;苏子瞻兄弟俱眉州人,而一葬郏县,一葬颍州。不特是也,邵康节范阳人也,司马君实陕西夏县人也,而皆终身流寓洛阳,与白乐天本太原人而洛阳居洛一矣。”“盖世未有不是大贤高品而能流寓者”,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品行不清净高洁而流落他乡的贤者。此时,李贽回望自己的一生,悲喜交集——那些磨难曲折,那些崎岖坎坷,纵使以大地为墨,又怎能书写得明白?他叹息说:“我愿尔等勿哀,又愿尔等心哀,心哀是真哀也。真哀自难止,人安能止?”
《藏书》的写作、修订是个巨大的工程,李贽好像放下了背在身上的巨石,松了一大口气。他在给焦竑的信中写道:
山中寂寞无侣,时时取史册批阅。……自古至今,多少冤屈,谁与辩雪!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,一经对垒,自然献俘授首,殊有绝致,未易告语。今不敢谓此书诸传皆为妥当,但以其是非堪为当前人出气而已。
《藏书》不藏。《藏书》未经刊印,便在师友间广为传抄阅读,万历二十八年(1600年)在南京公开刊印,更如巨石投水,波浪滔天,一时“金陵盛行”,洛阳纸贵,“海内又以快意而歌呼读之”(陈仁锡《无梦园集》)。尽管李贽自言:“藏书者何?言此书但可自怡,不可示人,故名曰藏书也。”可是,天真的李贽不知道,这又怎么可能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