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时期教案的频频发生，既根源于列强对中国侵略和渗透的日益加深，也凸显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礼俗政教的严重冲突。教会禁止教民祭祀神祇、祖先，以及吸收女教徒、男女共同礼拜等等教规仪式，引起了官绅和民众的极大疑忌和反感。1866年，安徽巡抚乔松年曾指出天主教“以不祀神、不祀先为首务，悖理败伦，凡有识者，皆所深恶”。流行甚广、影响颇大的《湖南合省公檄》将“该教不敬祖宗及诸神灵”，列为洋教“最恶而毒者十害”的第一条。1867年流传的《南阳绅民公呈》也对“紊乱纲纪伦常，弃绝廉耻礼义”的洋教痛加讨伐：“彼教无君父之尊亲，惟耶稣之是奉，是无纲纪也。无骨肉之亲爱，惟主教之是崇，是无伦常也。且己有妻女任其与主教亵淫，则廉耻丧。只敬天主而不祀神祇祖考，则礼义亡。此等乱夷，行同禽兽，不待教而诛矣！岂容彼禽兽之教，化良民为莠民哉！”中西文化差异所引起的种种讹言，更是放大和强化了洋教的“恶魔形象”。如为教徒洗礼被猜忌为“不分男女，赤身共沐”，男女礼拜被谣传为“互相奸淫以尽欢”，育婴堂被描绘成“取小儿脑髓心肝”的地方。这种被强化和放大的“恶魔形象”，也是中国绅民反教斗争愈演愈烈的重要诱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