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] 顾颉刚：《当代中国史学》引论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2～3页。
第二编 理论探索
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宣言[1]
100年前，梁启超在《新民丛报》上发表了《新史学》一文。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，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，乃大声疾呼：“呜呼，史界革命不起，则吾国遂不可救。悠悠万事，惟此为大。《新史学》之著，吾岂好异哉，吾不得已也。”此文依次阐述了六个问题：中国之旧史，史学之界说，历史与人种之关系，论正统，论书法，论纪年。文章主旨在于批判“旧史学”，倡导“新史学”，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“提倡民族主义，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”。
在中国史学史上，此文的发表，不啻一声巨雷，有发聩振聋之效。20世纪前三四十年的中国史学，多受到它的重大影响。
清人章学诚强调知人论世[2]，认为欲论其人之文，必知其人之世。此可谓古今通理。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，在他那个时代，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变动：甲午中日战争、中日马关条约、戊戌变法失败、八国联军入侵等。在民族危难、国人扼腕之际，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、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，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。梁启超的《新史学》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