沿袭“意象”古义，并把它用于文学评论的是明代的王廷相。他说：
夫诗贵意象透莹，不喜事实黏著。古谓水中之月，镜中之影，可以目睹，难以实求是也。《三百篇》比兴杂出，意在辞表；《离骚》引喻借论，不露本情……斯皆包韫本根，标显色相，鸿材之妙拟，哲匠之冥造也。若夫子美《北征》之篇，昌黎《南山》之作，玉川《月蚀》之词，微之《阳城》之计，漫敷繁叙，填事委实，言多趂帖，情出附辏，此则诗人之变体，骚坛之旁轨也。……嗟呼，言征实则寡余味也，情直致而难动物也。故示以意象，使人思而咀之，感而契之，邈哉深矣，此诗之大致也。[14]
王廷相推崇《离骚》，而贬抑杜甫、韩愈等人是“骚坛之旁轨”，可见出他认为诗味贵在婉曲、暗示。他认为意象是“哲匠冥造”的人心营构的“心象”，这种意象具有艺术感染力，让人回味、令人深思。王廷相的这段话里其实区分了“形象”与“意象”，形象多写实，而意象多含蓄表意。
清代诗论家叶燮更详细地阐发了“意象”的功能，即诗人想表达的思想不能直白的表达，铺陈的语言又不能契合诗人的意图，所以运用“意象”这个载体。他发现了“意象”超越语言的一面，他说：“可言之理，人人能言之，又安在诗人之言之？可征之事，人人能述之，又安在诗人之述之？必有不可言之理，不可述之事，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，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。”[15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