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也是一种“道德拯救”说。虽然近于迂腐，但是将“廉耻”与“忠义”提高到这样的程度，对于后世“遗民”心理未尝没有意义。
近年张邦炜摭拾此题，著有《论北宋晚期的士风》一文［87］，特辟“隐逸与奔竞”专章论及此节，迭有新见。如引陆佃语“近时学士大夫相倾竞进，以善求事为精神，以能讦人为风采，以忠厚为重迟，以静退为卑弱，相师成风，莫之或止”，［88］以凸现时代风气之浇薄。考虑到此语实发于徽宗践祚之初，故其风不自政和、宣和始。元祐重臣王岩叟《请罢三舍法疏》就认为这样的竞争无益士子专心向学，反而败坏了学风：
自三舍之法立，虽有高行异材，未见能取而得之，而奔竞之患起；奔竞之患起，而赂贿之私行；赂贿之私行，而狱讼之端作；狱讼之端作，而防猜之禁严。博士劳于簿书，诸生困于文法。臣窃谓不必于科举之外，别开进取之多岐，以支离其心，而激其争端，使其利害得失日交战于胸中。［89］
张文且言逮至徽宗时代士风愈下：“当时人所说：‘百物踊贵，只一味士大夫贱’，是句双关语。所谓贱，既指经济上俸禄微薄，又指道德上人格低下。有人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‘天下之患，莫大于士大夫无耻’；‘士大夫汨丧廉耻，乃至是耶？’连徽宗也供认不讳：‘今士大夫方寡廉鲜耻。’”［90］